[摘要] 管好保障房并不简单，在需求沟壑难平的现状下，保障房系统的现状显而易见。一切纠结背后，还有个问题迟迟未解，该不该让被保障者拥有产权，是保障房制度未来应该深思的问题。
管好保障房并不简单，在需求沟壑难平的现状下，保障房系统的现状显而易见。一切纠结背后，还有个问题迟迟未解，该不该让被保障者拥有产权，是保障房制度未来应该深思的问题。
购房后收入 ，保障房应有退出机制。
张帆住进保障房，已经有近3年的时间了，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他人生大变样的三年，“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
“外人看来，我是捡了一个大 ，但从保障房规则来看，我没有任何违规之处。”张帆坦言，申请两限房源于对保障房制度的“深刻”理解，原本居住在老城区平房的张帆，父母均是退休职工，退休金加起来不到5000元，从没分过房，几十年一直住在平房，还是公房，符合北京市保障房申请规定，“但把我算在其中，我家的收入就不符合标准了。”
研究保障房申请标准后，张帆让父母以二人家庭为单位，申请了两限房。
那时的两限房还不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经历几次摇号后，张帆父母2008年底选中保障房，选房、装修都是张帆一手操办，“父母申请孩子住，孩子申请父母住，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不少。”
如果故事仅止于此，还无法显示保障房制度的另一种现实——2010年，张帆所居住的原住房拆迁，张帆用拆迁款再次购置房产，一年之内，张帆从一个无房户，变成了“存折上有七位数存款”的人。
因为拆迁是在购买保障房之后，按照保障房制度，张帆一家并不属于骗购范畴。事实上，因保障房制度以申请者自划家庭范围为单位，即便父母有数套房产，只要成年子女本人符合申请标准，亦可申请两限房。“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家里房产就值八位数，孩子还等着摇号呢。”
不仅如此，对于购房后收入 、资产变动等情况，保障房制度均未作任何规定。
“我们这个小区入住3年时间，小区车位已经满了，路边都停得差不多了。虽然豪车没见几辆，但十几万的车有的是。”从车位看住房人，张帆表示不能简单说“权钱交易很多”，“但至少说明一点，住在里面的人，有打擦边球的。”
“邻居里有博士生， 没收入时候申请的。”
“目前的保障房分配制度，很难百发百中，把房子分到需要的人手中。”研究保障房制度多年的律师卫爱民表示，分配效率一直是保障房建设的一大难题。
事实上，张帆的例子也不极端，从“开宝马住经适房”成为保障房的时代印记开始，分配公平、退出机制等问题均成为公众质疑对象。
一切的开端，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颁布并实施，这部终结住房实物分配、开创住房分配货币化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 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通知中，将未来中国城镇住房体系描述为“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进入21世纪后，“市场价商品住房”成为主体，比市场价低很多的经济适用房，反而成为住房供应体系中矛盾的一环，在经济适用房内，人们既能看到低收入人群，也能看见开奔驰宝马的“有钱人”。
2005年6月，新华社记者对 经适房社区回龙观进行探访。报道披露，200平方米的“经适房”，房主装修便花费30万元，更有一套二手经适房出售资料中注明“230平方米、6台电视、7个空调”……
此后几年，经适房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申请门槛更高、户型面积限制更为严格的“限价房”成为保障房主流。
“在我的理解里，经适房和两限房没有本质不同，只是操作手法有差异，实质就是给符合标准的人 买房子的权利，至于谁符合标准，就得各显神通了。”张帆曾询问自己小区的住户，发现住户有几种构成——符合申请条件的京城老人或其子女，有北京户口的年轻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因拆迁获得安置资格的拆迁户。“真困难的很少，何况收入很低的家庭，也拿不出几十万买房。我邻居里就有博士生，人家 没收入时候申请的，房子 没住过，直接租出去了，一个月能租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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