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中国还需要一场土地改革

编者按

中国城市化成本急剧上升的原因何在？是土地；亿万农民增收压力日益加大的症结何在？是土地；人口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何在？仍旧是土地。在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许多根本性问题都已经集中在土地制度上。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农村变革尽管极大地释放出农业发展的力量，但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那么，面对更广泛的发展压力，现在应该是进一步突破的时候了。

不完整的城市化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同时也保持了三十年的高增长，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文贯中:从内因来看，我认为中国三十年的增长首先源自对资本、人力和劳动的放松管制；其次民营资本的权利逐渐自主与自由市场逐渐合法化；第三，政府不再着迷于革命，而是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那么高，7%、8%的增长率就差不多了，不一定非要10%以上。今后，政府可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要再将经济增长当做对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法治的途径，保护社会的安定和公共财政的正当运用。如果没有基于法治的安定和必要的公共财政政策，就很难做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从外因来说，中国搞改革开放的环境很好，国际市场的规则是现成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技术也是现成的，连从欧美到东亚的广大而富裕的市场也是现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开放，以较小的代价，就能比较快地发展。

《中国经营报》:现在看来，改革的经济成绩有目共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力度越来越大，不少问题也暴露出来，你如何看待转型中的这些问题？

文贯中:中国对WTO的承诺让中国变成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因此，中国不会从全球化的路径退回去，但中国不一定能够再像这三十年来那样去利用全球化。世界实在太小了。当年全世界仅仅是吸收一个日本的出口都发生很大的困难，而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最终可能会有15亿到16亿人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模式，我并不认为世界永远有能力消化中国的巨大出口。中国应该改变目前的模式，通过增加内需拉动增长，这是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服务业应该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但发展服务业的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化要能持续地进行下去，住房成本相对人们的收入必须逐渐下降而不是上升。中国现在发展服务业的制约因素就是高昂的住房造成的城市化成本的急剧上升。可是没有人口的集中，服务业是不可能搞起来的。而发展服务业的好处是，不会导致贸易摩擦，因为服务业的产品主要是非贸易品，大多在国内消费掉了。除了尖端的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业以外，服务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吸收劳动力，能够吸纳大量就业，而且能耗低，不太影响生态。在美国，农业只吸收2%左右的劳动力，制造业的产值尽管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但吸引的劳动力是14%，而且还在逐渐下降，服务业却吸收了84%以上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上升。如果中国服务业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能多吸收几千万剩余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