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茅于轼为什么会犯这种不该犯的错误？或许是因为书生气。学者就应该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应屈从舆论的压力，不应媚众。茅于轼大概有这样的倔劲。学者当然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大众情绪对着干。大众情绪可能是错的，但即便是错的，也只能在尊重的前提下对话，而不能针尖对麦芒，你们那么说错了，我就偏要朝相反的方向说去。你们一边倒地骂富人，我偏要特别强调为富人说话。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强权坚持这样的姿态是一种大义，但面对大众也这样，却未免不智，至少缺乏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在媒体时代，这个缺陷显得尤其致命。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茅于轼一人的问题，吴敬琏同样有这个问题。你们说春运不该涨价，我偏要说该涨价。这个涨价说实在天真得可爱。如果说铁路可以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非国家垄断，相信铁路涨价不至于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弹，吴敬琏那么说也没啥错。但吴敬琏忘记了，中国铁路完全是官家垄断的，这种情况下，铁路涨价哪是什么市场行为？再比如吴敬琏认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城市拆迁补偿的利益因此不能完全给房主，一部分应用于社会再分配。这在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来说确实没错。但问题是吴敬琏不了解拆迁户的辛酸，不知道拆迁户往往是盘剥对象，拆迁换来的往往是居住质量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说房主得利岂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谈？

过于书生气，以至于迂腐，是吴敬琏茅于轼共有的缺陷。这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不仅主要生活在书斋，而且他们交往的主要是中上层人士，他们跟底层民众没有日常交往，不清楚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情况。说他们有一定的精英心态，大概不算夸张。因此他们虽然愿意为底层民众代言，比如吴敬琏就多次为下岗职工代言，近年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全民低保。但对底层民众的真实心态，他们并不能给以应有的理解。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一些正当情绪，就难免偶尔被他们看作民粹主义。他们有时跟舆论唱唱反调，这也许是部分原因，即故意要给所谓民粹主义泼点冷水？

但是无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翘楚。他们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强暴追求真理的勇气，有从容淡定的气度，有包容异见的胸怀。他们顽强抵制官家市场经济，而坚守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不承认他们的自由人格和历史贡献，不向他们虚心学习，反而为了博出位，为了媚众，不惜跟用心险恶的老左派遥相呼应，而对两位可敬的老人大打出手，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为无知。但如果自命自由派学者而出此下策，那就不止是轻浮和放浪，而纯粹属于无良。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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