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中国必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官家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吴敬琏对此深怀忧惧。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通过推进民主与法治，来避开官家市场经济的陷阱，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这是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思考的核心命题。他到处谈论官家市场经济的危险，毫不掩饰他的忧惧。那些只想听赞歌的人，不免愈来愈讨嫌他，甚至在当年并肩作战的许多同行眼里，他也成了异端。

这就是说，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形势反而更为复杂。从过去计划派与市场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发展到传统计划派、官家市场派、自由市场派三足鼎立。这么一来，吴敬琏的处境就不能不非常微妙。

吴敬琏的直接对头是官家市场派。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即改革推进到纵深以后，官员群体成了改革的抵制力量；那么1990年代以来，官员群体不仅不再抵制改革，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军。两个历史时期的官员群体对改革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落差？原因无它，端在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彻底打通了权力跟市场的通道。官员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改革于他们非但无损，反而给他们开辟了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将权力直接兑现而且无限增值的广阔空间。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时曾天真地幻想，权力寻租可能是赎买权力、离间管制，置换一定的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此即所谓“腐败有益论”。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家既要笑纳财富，但权力和管制一点也不放松，你要的自由一点也不给你。赎买反倒鼓励了人家的贪欲，既然每给市场套上一根绳索，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那么何不将市场五花大绑？结果愈赎买，离自由愈远，几乎整个市场都被权力绑票。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公共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简直就成了天经地义。

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批判的锋芒一直都指向官家市场经济。批垄断，批腐败，本质上都是批官家市场经济。但是，他回天无力，徒遭嫉恨。他跟江平联手主办的上海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脑库，却备尝风雨，能不关门已属万幸。

吴敬琏的宿敌则是老左派。老左派对吴敬琏简直有杀父之恨，他们把颠覆计划体制这笔账主要就记到了吴敬琏的头上，为此展开持续十多年的舆论追杀。官家市场经济之愈演愈烈，则给他们的舆论追杀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他们当然要利用到极致。2006年3月8日发布于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一个左派纲领，总结对所谓“资改派学者”的斗争策略，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围歼。”这其实就是所谓“狂蜂战术”：一个时期锁定一个目标，一旦锁定就倾巢而出，咬住不放，直到“揭透批臭”。据他们声称，运用这样的战术，他们“先后集中力量围歼了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等资改派经济学家，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故意把吴敬琏跟“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完全混同，抹杀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把“主流经济学家”所有的错误主张都跟吴敬琏挂钩；他们根本无视吴敬琏对官家市场经济的一贯批判立场，尽可能以官家市场经济之害嫁祸自由市场经济，嫁祸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吴敬琏。基于这样的前提来批判吴敬琏，当然无往不胜。吴敬琏就成了官家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不仅遭到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口诛笔伐，就连以自由派自居的某海外斗士，也趁乱对吴敬琏拳打脚踢，甚至斥吴敬琏为自由派、市场派的耻辱，要为自由派、市场派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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