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知识分子是整个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来了居然知情不报，已然是渎职；如果趁火打劫，更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众因之迁怒整个市场改革派学者群体，实在情有可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改革派旗手的吴敬琏、茅于轼才遭到万炮齐轰。就此来说，他们不是为他们个人受难，他们是在为整个市场改革派群体受难。

但是，无论如何情有可原，对吴敬琏、茅于轼的炮轰都于理不合。

吴敬琏一方面固然是市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却因其深厚的人文情结和公共关怀，而成为市场改革派最大的另类——他是官家市场经济这一趋势最早的预言者，也是官家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抗议者和批判者。只不过他没有明确使用“官家市场经济”这个词，而是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

远在1980年代末，吴敬琏已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另一个经济学家钱颖一长期合作，主题就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因为吴敬琏最早意识到，没有公共治理，权力不受制约，市场化就必然被扭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就是必然结局。如果说，吴敬琏和钱颖一的这些早期研究，主要影响没有超出学术界和政治高层，主要是给精英扫盲；那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的问世，则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公共话题，而进入大众视野。吴敬琏和他的学生石小敏等，是这本书的重要推手。没有他们的奔走呼吁，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及后来的巨大震荡，将是难以想象的。吴敬琏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显然是因为他与何清涟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尤其在民主与法治问题、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有太多共识。

何清涟和《现代化的陷阱》很快陷入困境，这对吴敬琏不是好兆头。但吴敬琏是个固执的人，当年围剿市场经济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譬如刘国光等原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大腕这时都退缩了，检讨了。吴敬琏偏不认输，而当着最高决策者的面舌战群雄，成为传奇。在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之后，因为强调公共治理，强调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吴敬琏渐趋边缘。但这时的吴敬琏更不可能回头。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联手，组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试图从法治入手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笼头。

吴敬琏因此不同于他的许多同行。在市场经济被视作洪水猛兽之时，他坚持为市场经济请命，而被称作“吴市场”。当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之时，他没有盲目跟风叫好，而是开始了新的思考——思考“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即市场经济将在中国遭遇何种困厄的问题。从前的“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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