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本来想用经济改革、用市场体制倒逼政治改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战胜了计划体制，官家主义却最终战胜了我们。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自由市场经济，但人家干什么都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普通人对复杂的市场经济是不辨雌雄的，反正坏事都是你市场经济干的，我才不管什么好市场经济坏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都混球。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名声先就臭了大街。

这真是一种戏剧性的转折。当初宣布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一些虔诚的老左派深感绝望，极端者竟不惜以命相殉。但是今天，他们中的多数应该喜出望外吧。今天炮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合唱中，领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将。他们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和官家市场经济的分野，他们固然不喜欢官家市场经济，但他们更仇恨自由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他们惟一的天敌，你死我活。官家市场经济跟他们至少在官家这个层面上，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所以他们对官家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不喜欢，但还是能共处一个屋檐下。他们反倒乐得张冠李戴，把官家市场经济的一切祸害，以及产生这一切祸害的终极根源，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身上，以此来印证市场经济乃万恶之源，印证他们当初反对市场经济之英明。这时的老左派已不同当年，当年全民一心奔市场，老左派虽往往位高却形单影只，是公众嘲弄的对象。现在，老左派确实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而且在野状态、相对弱势的状态也使他们容易博得社会同情。现在老左派虽然在重返过去时代这点上仍孤掌难鸣，但在反对市场经济这点上，他们却颇得底层民众的共鸣。

与老左派这种一定程度的返老还童相比，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每况愈下。民众的愤怒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为市场经济的不成功负责，需要有人对弱势群体的苦难负责。市场改革派学者不免首当其冲。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推崇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相信他们并不曾预见市场经济会下出今天这样古怪的蛋。而且整个过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当权者。那么今天把一切问题推到他们头上，又如何说得过去？

但换一个角度讲，公众把愤怒集中于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当事态发展的轨迹已十分清楚，现实已不容回避时，如果说公众未必有能力判断，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是完全有能力判断的。但他们有多少人曾经给公众提个醒？曾经与官家市场经济划清界线？这点上他们不仅往往明哲保身，个别大佬甚至堕落为官家市场经济的同谋，乐得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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