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风吹下的故居风流

我一直认为做城市发展顾问是一个好行当, 因为在为每个城市做项目时, 可以满足我的一大嗜好,就是走访各地名人故居, 从邯郸的秦始皇诞生地,到赣州的蒋经国公馆, 从天津五大道的民国风云人物, 到成都龙泉的朱熹宗祠, 一次一次地体会那寻常巷陌中的金戈铁马, 离乱岁月中的爱恨情仇, 好象每一次的寻访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但在这里, 我不想再像时尚旅游杂志中一样, 过多地追忆那些如烟往事, 然后大发一番思古幽情, 只是想就我在寻访故居中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做些分析, 比如,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故居的不同态度和不同保护手法, 故居的历史价值与现世文化的冲突等等。

前几天在《特别文摘》上看到一篇文章, 是陈鲁民写的, 名字为《牛顿的宿舍》。大概意思就是他的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告诉他, 英国剑桥大学仍保留当年牛顿就学时住的宿舍, 推窗可见一棵苹果树, 据说就是砸在牛顿头上那个著名苹果繁衍的后代。经常有人慕名去参观。但是剑桥大学没有顺水推舟把这里改成收费参观景点。直到现在还是学生宿舍, 惟一不同的就是能住进去的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也设想了如果那屋、那树放在咱们这里,恐怕早就当成圣地保护起来了, 绝不会就当个普通宿舍让学生去住。毕竟, 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是“世界几百年, 英国几千年”才有一个, 把他住过的房子装修成牛顿故居, 专门供人参观, 似乎意义更大。但是英国没有这么做, 而是政府完全拨款, 而是依然维护它的居住功能, 他们认为有人住的故居才是依然有生命的建筑, 才能实现最好地保护。

去年同期, 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题目为“回忆有价：英国首相丘吉尔故居租金每周3000 英镑”。这是位于伦敦市中心莫珀斯街的公寓, 只要付出3000 英镑的租金, 便可入住已故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故居。租金可是够贵的, 但是能够再次缅怀一下当年的丘吉尔指点江山的情景, 很多人相信这是物有所值, 并且193 0 年代, 丘吉尔就是住在这间伦敦的公寓, 成功执掌政权、登上英国首相之位的竞选基地, 继而他再带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终极胜利。因此这间公寓对丘吉尔而言, 的确别具历史意义。对于那些想沾“ 仙气”,在政界或是商界转运的人来说,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也确实有人为此买单。

这两篇文章如果单独看,第一篇会觉得英国人注重文化传承, 牺牲经济效益来获得更高的精神效益, 不错, 这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 值得我们国人学习。而第二篇烙上了很浓的资本色彩, 重金出租名人故居, 以此吸引眼球, 获得大笔的维护经费, 这也值得我们这个把大量故居当做危改拆迁对象的国人学习。但是当两者放在一块会觉得如此矛盾。其实, 这并不难考虑, 这便是文物保护与文化效益最大化原则, 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经常学到的知识。现在流行一个观点, 就是运用边际效益和机会成本的思想来衡量生活和工作。我们在对待故居时也可以用这样的观点, 哪个对故居保护产生的效益最大, 我们就采取哪个措施。

在国外很多的古堡或名人故居都有着他现世的居住功能与使用价值, 有很多名流富商为了表示自己的高雅与尊贵, 不惜重金, 购买名人故居, 花大量靡费, 维持那些岌岌可危的老房子, 以住在名人曾叱咤风云的故地而标榜自豪, 但在国内我们大多看到的要么是残垣断壁, 要么是重门深锁, 国人对名人故居要么是淡然处之, 要么是敬而远之, 这与西方人对故居的态度大相径庭。

其实细究其中根源, 这与中西方人对生死的不同态度,对处世的不同哲学原则有关, 儒家哲学在对人生死变化的自然主义意识的基础上, 把对人的关切全部倾注于人的人生本身, 爱生乐生, 从而创造出生的最大价值。这颇有斯宾诺萨所说的“一个自由的人很少考虑死, 他的英明就在于不考虑死而考虑生的意味”。对死亡的自然主义必然会导致对死亡采取现实主义的实用性精神。一切对死后世界的冥思玄想, 对死亡归宿的忧心忡忡, 一切对死亡的恐惧,紧张, 焦虑。一切对死亡的自欺欺人的美化, 在儒家看来都是非理智, 非现实和徒劳无益的, 对死后的一切完全可以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方式加以回避、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