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藩：网友的评论不会改变我对真理的追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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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就关注宏观国策

1986年董藩考进东北财经大学。一年级时搞社会实践，他选择了“计划生育”题目，回老家农村做调查。当时的计划生育是按户籍来管理，他在调查中发现，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就成了盲区。回到学校他写了《长白山区农村人口增长原因及控制对策》的调查报告，提出“按照地域关系双向管理计划生育工作”。

名幼名校领秀硅谷

这篇报告共8650字，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得了86.5元稿费。学校办“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成果展时，他这篇论文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后来国家制订流动人口生育管理办法时，也参考了他的这个观点。

勤奋与悟性使他很快出人头地，担任了大连市青联委员和辽宁省青联委员。这时有个同学患了白血病，治疗需要10万元。董藩和同学们发起了募捐，并联系媒体发出呼吁，但最后只募集了4万元，而且捐款人大多是自己本身就需要帮助的人。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他意识到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应该以论文或调查报告的形式，多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建议、反映意见。而一项好的建议被领导采纳，就会影响到千家万户，会有很多人受益。

在大学四年级时，他与同学张庆昉合作完成了长达4万字的论文《双向经济环流———西部开发战略新构想》，受到国家计委的高度重视，成为制订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远景规划的重要参考意见。

大学四年级他还与同学周宇完成《关于建立我省闲置设备租赁市场的探讨》，受到当时省领导的批示，随后就在沈阳建起了面向国内外的全国最大的闲置设备市场。

他放弃了纯粹理论研究，以应用经济为学术立足点

1993年董藩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和几个老师一起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个房地产专业。当时连教材都没有，白手起家。他的一个同事兼任校办房地产企业的老总，在南方听到了“按揭”一词，回来后要他去查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到处查询，终于从英文原文查到是“抵押贷款”。当时房改陷于困境，他一想，搞这个“抵押贷款”不就能使大家都买得起房了吗？于是兴奋地创新了一把，设计了一种“工资收入权抵押贷款制度”。虽然这个方案当时被有关部门否定，但按揭方式却借助全国“两会”不断传开，逐渐被大家接受，使全国人民都从中受益。

长期的工作中他也在思索自己的价值定位：作为一名学者，应该从事学术研究，但作为民革中央委员，又必须在参政议政工作方面有所作为。学术研究和参政议政是不尽相同的两个领域。经过长期的探索，他放弃了纯粹理论研究，开始以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这些应用经济学为学术立足点，用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来审视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在参政议政中董藩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为了研究西部开发中的规划、政策等问题，他多次深入到西北、西南等地进行考察、调研，科研经费不足就用自己的工资作补充。

同时不惜大量投资，充分积累资料，每年用于购买图书的费用都在500元以上。由于出身于贫困阶层，董藩注重对贫困阶层生活和工作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的调研。针对广大市民缴纳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日益困难的情况，他提出《建议银行开办公众服务费代收代缴业务》，现在已推广到全国。在认真研究下岗职工状况后，他撰写了《突破三种惯性认识，全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大力开展城市小额创业贷款业务》两篇建议稿，引起了各地决策层的广泛关注。

访谈：学者就应该说真话

记者：你提出“较高房价是中国特色”，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房价必然是比较高的。你能那么肯定吗？

董藩：这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好多人在跟国外比，总是说外国的房价收入比如何如何，但国外跟中国的国情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数的1/3，如果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比，差距就更明显了。加拿大是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家，国土面积约9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2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为3.2人；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为77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18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为2.3人。这两个国家几乎可以不加限制地随便盖房子，土地成本很低。中国呢？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平均每平方公里为135.4人，而且有大片国土是不适宜居住的。

对可盖房子的土地，也有一个严肃的使用分配问题。我们的国策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要先保吃饭问题。房子住得小一点可以忍受，吃不上饭就会饿死人。这么大的国家，如果粮食短缺，需要大量进口，在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甚至领土完整上将付出大的代价。

记者：我注意到你一直主张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干预房价，这不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悖吗？市场会自动调节的。

董藩：住房是房地产业的基本产品种类，而保证居民最低层次的居住要求是保障人权的体现。住房问题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住房价值巨大，但却不是奢侈品，这就要求社会保障的参与。过去把住房作为福利品进行分配是不对的(当然有其制度背景)，但实行百分之百的商品化也不对。我认为，总体上看，住房具有七分商品色彩、三分公共产品色彩。一套住房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工薪阶层没有政府的帮助是很难解决好居住问题的。而在中国，城市土地资源是公共资源。房屋建在土地上，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干预商品房的价格名正言顺。

记者：那么政府现在已经出台并还将出台一些调控措施，你认为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吗？

董藩：每个消费群体都会受到影响，但作用不一样：首先看炒房者，抑制炒房是近期陆续出台的这些政策的共同目标，我们看到有些行政措施还是比较严厉的，会发挥出明显的作用。上海已经有一些人赶在房屋交易税实施前抛售房子。其次看中低收入阶层，增加中低档次住房供应，对这部分人是有好处的，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增加意义很大。再次看富裕家庭，高档次的住房开发项目在审批上会受到限制，有些人再想买高档次住房甚至别墅，可能就不容易了。供应的减少会导致这部分住房价格明显上升，购买者不得不支出更多的价格。最后看开发商，他们的经营行为和收益会受到明显影响，所以一些开发商将这次调控比喻为“人为的冬天”。

记者：你提出了一个观点：上海房地产市场有“泡沫”，而北京没有，现在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董藩：所谓“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情况。在住宅市场上，从消费者角度(凡是购买者都是消费者)，我把需求划分为直接的消费需求和理财需求(投资需求)，理财需求又分为长期的出租用需求、短期的投机需求和相机行事的混合需求。出租用需求是能和真实的需求对接上的，房子很快被租给了居住需求者而不是投机者，相机行事的混合需求也有一部分租给了真实的居住需求者。真正的“泡沫”是由短期的投机需求和一部分相机行事的混合需求转化成投机需求导致的，由直接的消费需求和长期的出租用需求推动的价格上涨是有坚实需求基础的上涨，不能称为“泡沫”。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有26.55%的购房者是出于投资动机购房的。但据业内人士透露，估计实际的数值大约是40%左右。而北京仅占约17%至20%。北京的住房是很容易租出去的，而且出租收益率与利息率大体相当，甚至略高于利息率。上海则出租收入偏低，明显抵不了利息支出。

记者：我注意到你一直提“要调整居住社保思路，取消实物保障，实施货币补助”，似乎是在反对建设经济适用房。

董藩：我不主张集中建设、发售经济适用房，更不主张由开发商来发售。我主张通过市场化运作，把政府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帮助糅进市场中去。这比盖房子简单多了，最起码给了人家选择的权利。在大中城市，集中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可能给购买者带来工作、小孩上学、照顾老人等诸多不便之处。可以考虑给他补贴，由他自己决定在何处买房、买多大面积、新房还是旧房，政府只要确定补贴标准就行了(例如每户补贴90平方米，每平方米补贴2000元)，补贴的钱来自土地拍卖所得。买到的房子必须到房产部门登记，其处理权受到限制，例如必须先交回补贴及利息才允许个人出售。当然，要采取科学、严格的措施遴选到底谁具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

记者：房价是当前热度和敏感度都极高的话题，你的一些观点与许多人尤其是想买房而买不起房的人的愿望并不吻合，这是要挨骂的，你就非说不可吗？现在就有人说你是想出名。

董藩：他们这么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想出名，我的建议那么多次得到中央批示，每一次我都可以拿出来做文章，搞宣传。但我都没有，我没给单位领导看，也没找媒体来炒作。我只能说自己是个学者，一个还不错的学者，仅此而已。

这时来讲实话，我知道这会惹麻烦。我不是站在某一方面说话，把各方都批评了，结果谁都不会说我好。但第一，我是个学者，要有责任感，应该说真话，尽量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来谈问题。第二，我是民主党派，长期在这个圈子里呆着，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喜欢讲真话。再就是还有农民的天然本性，没有那么多心眼，心里有话包不住。

《诗经·王风》中有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许会有许多人对我写此文的目的产生误解，挨骂是很难受的，但我不怕。

注：董藩系民革中央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国际会议和《经济研究》等海内外发表论文、调查报告等300余篇，其中数十篇被ISTP、ISSHP、CSSCI、《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收录、转载，多项科研成果直接上报国家领导人，多次受到温家宝、李岚清等人的批示。1993年开始从事房地产高等教育事业，其主编的房地产系列教材累计发行量已达3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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